威权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普通公民卷入政治监控。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鼓励告密。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在工作场所和街区中安插线人。
自1960年起，古巴领导人组织了地方委员会，以监视政治异见。而在伊朗，线人文化深深嵌入日常生活，以至于波斯语中有专门的常用词来描述它。“莫赫贝尔”（mokhber）或“哈巴尔钦”（khabarchin）指线人；“齐拉布赞”（zirabzan）则指秘密向当局传递他人私人信息的人，其目的往往是加害于人。
我的最新研究揭示了伊朗线人体系的运作方式。我访谈了90名年龄在17岁至52岁之间的伊朗人，其中包括学生、教师、大学职员、巴扎商贩，以及政府和能源部门雇员。他们都曾被鼓励、施压或许以好处，要求举报自己认识的人。
伊朗的线人网络由情报部以及势力强大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的巴斯基准军事部队运作。它通过被称为“保卫处”（Herasat）的内部安全办公室，以及“甄选”（Gozinesh）或“一般资格审查”（Salahiyat-e Omumi）等招聘审查机构，渗透到工作场所、政府机构、大学乃至私人生活之中。
与其他威权环境一样，这些安全机构在伊朗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它们可以以安全之名行事，其决定几乎不受法律监督，也鲜遇反对。
线人可能被要求录下谈话内容，或指认带头进行批评性讨论的人。他们也可能被要求举报供应酒精或男女共舞的私人聚会。
我的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33%）描述了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平台如何被用来监视和收集他人信息。这通常包括保存并转交批评性或政治敏感的社交媒体帖子或消息的截图。
这一机制的运作方式，是鼓励或胁迫人们把告密变成生活中的例行之事。合作者可能在年度工作考评中获得更高评分、得到晋升推荐，或获得机构支持。
我的一位受访者曾被许以金钱和晋升，以换取充当线人。他说，那“感觉就像我别无选择”。
拒绝合作的人则常常会遇到麻烦。我访谈的人中，近一半（45%）表示在拒绝举报他人后受到过威胁。这些威胁包括解雇、被剥夺受教育机会、惹上官司，或殃及家人。
正如一位参与者回忆道：“他们［安全机构］提醒我拒绝的人会有什么下场。我不能冒这个险。”
尽管许多人是被胁迫而告发他人的，个人动机同样被吸纳进伊朗国家的监控机器之中。我研究中的四分之一（26%）参与者提到，职场竞争、嫉妒或积怨是他们告密的原因。
比例相近（24%）的人则提到了意识形态信念。我的一位受访者是该政权的意识形态支持者，认为举报伊朗政治体制的批评者是自己对伊斯兰共和国应尽的义务。
人们可能因批评政权、质疑其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敌视态度，或谈论抗议活动而遭到举报；也可能因挑战伊朗最高领袖、宗教机构、伦理规范和官方教义而被举报。
线人文化的代价，既由被举报者承担，也由被迫举报者承担。我的受访者描述了其中一些后果。被举报者谈到自己遭受了职业损害、法律惩处、名誉受损和社会排斥。
向当局提供信息的人则谈到了内疚、焦虑，以及一旦身份暴露便会遭到朋友、同事或亲属疏远的恐惧。我的一位受访者这样描述其个人代价：“在向他们提供信息之后，我再也无法面对我的朋友了。”
自我审查
线人网络使监控突破了正式安全机构在人员编制和技术上的限制。但它们的政治价值远不止于此。在任何人都可能举报一段私人对话的氛围中，人们开始自我审查。
最近一项研究基于2023年对哈萨克斯坦5000多人所做的调查，发现当地民众对数字监控的认知使他们不愿就政治敏感问题发表意见。即便没有发生任何直接干预，仅仅是可能被监视这一点，往往就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
我的访谈表明，线人网络使监控的来源和范围难以辨认，从而在伊朗引发了类似的反应。一位受访者告诉我：“我无法信任任何人。我总是害怕也有人在举报我。”
这有助于解释威权统治的持久性。集体行动依赖于信任。线人体系削弱了人们借以分享不满、检验想法并决定共同行动的人际关系。
在伊朗，这一理论近年来已多次经受检验。2026年初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以及此前2019年和2022年的几轮异见浪潮，都显示出对国家的反对力量强大到足以克服对监控的恐惧。
但每一次，当局都利用数字监控和线人报告来识别参与者和组织者。抗议者随后遭到逮捕、起诉和处决。
线人文化为威权统治者提供了一道贴身的防线。当生存取决于谨慎、公民彼此畏惧之时，即便是普遍的不满和大规模抗议，也可能难以发展为持续的政治抵抗。
当人们在工作和其他基本生活所需上同样依赖国家时——正如伊朗的情况——这一点尤为明显。
阿拉什·贝多拉汗尼是曼彻斯特大学全球发展研究所（Global Development Institute）以及德国柏林莱布尼茨现代东方研究中心（Leibniz-Zentrum Moderner Orient，ZMO）的研究员。贝多拉汗尼是一位跨学科政治学者，其研究聚焦于非西方语境（尤其是中东和中亚）中威权治理的转型。他的研究考察威权韧性、新兴的新威权模式、非民主制度，以及冲突后与转型环境中的国家—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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