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Z世代和“蟑螂人民党”把对考题泄露的愤怒转化为一场挑战莫迪政权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并撼动了人们对其政府和印度教右翼根深蒂固的恐惧。
“在我的记忆里，我听到的一直是：批评印度政府的人都是‘反国家分子’。”20岁的普拉吉娅·高塔姆（Pragya Gautam）在德里市中心简塔尔·曼塔尔（Jantar Mantar）的抗议现场对我说。她是来自印度北方邦的达利特学生，没有告诉父母就坐上开往首都的夜车，身上只带了200卢比（译注：约14元人民币）和一部智能手机。 [1]“过去一周，我意识到反国家的不是那些批评政府的人，而是印度政府本身。”
高塔姆想当医生。过去三年，她一直在备考并试图通过全国资格暨入学考试（NEET）——印度医学专业的统一考试。她在2024年和2025年参加过考试，今年5月3日再次应考。她觉得自己考得非常好。“我确信这次一定能过。”
近230万名学生参加了这场考试，争夺约13万个医学院名额。5月12日，为教育部管理入学考试和录取事务的国家考试局宣布，由于试卷泄露，5月3日举行的NEET考试作废，补考定于6月21日。NEET试卷在2021年和2024年也曾泄露。
高塔姆的父母给了她中学毕业后三年的时间：要么考上医学院，要么嫁人。这次补考是她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我见到她时，她已在抗议现场住了几天。“如果我没有加入德里的‘蟑螂’们，”她说，“我早就自杀了。”
从考试作废到补考之间，至少有12名NEET考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月15日，就在要求印度公民一年内“非必要不出国”、以帮助本国经济渡过中东持续危机影响 [2]的四天之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启程对五个国家进行外交访问。
同一天，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Surya Kant）在最高法院审理一项请愿时宣称：“有些年轻人就像蟑螂，找不到任何工作，在行业里没有任何位置。他们有的成了媒体，有的自己做社交媒体、信息权（RTI）活动人士和其他活动人士，然后开始攻击所有人。”他把这些年轻人比作“体制内的寄生虫”。
30岁的达利特毕业生阿比吉特·迪普克（Abhijit Dipke）随即在Instagram上开设了一个讽刺账号——“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 CJP），戏仿莫迪自己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的党名。他写道，想加入CJP的人必须懒惰、失业、永远在线、并且擅长像专业选手一样吐槽——这些正是大众刻板印象中Z世代的核心特质。Z世代指大约在过去十年间成年的一代人，在印度约有3.5亿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一周之内，CJP的Instagram账号粉丝数突破1000万，超过了BJP在该平台的粉丝量。CJP发起运动，要求教育部长、BJP的达尔门德拉·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辞职。普拉丹的政治生涯始于全印学生理事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学生翼，而RSS正是BJP的母体组织；他本人当年也曾参加过反对试卷泄露的大规模学生抗议。试卷泄露在印度是延续了数十年的痼疾。
这场运动迅速升温。仅2019年以来，印度19个邦已发生64起已知的重大竞争性考试泄题事件。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开始分享自己在全国竞争性入学考试和教育体制中的挣扎与失望。CJP还号召所有“蟑螂”分享揭露治理失败的视频和照片：破败的基础设施、官员腐败、政客的失态行径，不一而足。帖子源源不断。当迪普克呼吁人们取关BJP的社交媒体账号时，印度政府让X平台封禁了CJP的账号。
迪普克是在美国创办CJP的，他此前赴美求学。更早时，他曾担任平民党（Aam Aadmi Party）的传播策略师——这个BJP的激烈反对者诞生于2010年代的反腐败运动，后来遭到打压，也挥霍掉了自己的反叛魅力。6月初，他回到印度，在德里的简塔尔·曼塔尔——首都指定的抗议场所——发起了CJP的第一场抗议。迪普克说，目标是“行使我们的宪法权利，向政府问责”。
来自拉达克的教育工作者和活动人士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加入了德里的抗议。许多印度人最早是通过2009年的宝莱坞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知道旺楚克的——片中有一个以他为原型、反对死记硬背式教育体制的角色。去年，他因抗议BJP领导的政府对拉达克的处置而被监禁六个月。CJP的抗议也在全国其他地方涌现，包括浦那、斋浦尔、勒克瑙和班加罗尔。
6月下旬，旺楚克开始绝食，要求普拉丹辞职。六名学生活动人士——全部是全印学生协会（AISA）的成员，即印度共产党（马列）解放派的学生翼——决定加入他的绝食。
与此同时，简塔尔·曼塔尔的抗议激发了印度各地围绕生计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多场抗议。在北阿坎德邦，人们抗议为拓宽公路而砍伐树木。在中央邦，部落社区抗议威胁使其流离失所的肯河—贝特瓦河联通工程。许多知名活动人士、学者、艺术家、作家和政治领袖为CJP不断壮大的运动提供支持，旺楚克的绝食也引来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之际。
但政府没有让步，甚至对此事一言不发。和许多奉行超雄式作风的全球领导人一样，莫迪把“除极少数例外、绝不在反对或抗议面前退缩”打造成了自己政治形象的一部分。普拉丹继续留任教育部长。
7月18日凌晨，在外界对旺楚克健康状况的担忧不断升级之际，政府将他强行带离简塔尔·曼塔尔。那是他绝食的第21天。旺楚克被人用白色床单拖走的画面几分钟内就传遍了互联网。他被安置在一家公立医院，由大批警察看守，他的妻子被剥夺了转院的权利。
同一天，一名女子向迪普克泼洒蓝墨水，声称抗议活动侮辱了印度教神祇——这是BJP及其印度教民族主义信徒惯用的谰言。但迪普克把这一事件变成了象征性的胜利——“蓝色就是我的颜色，Jai Bhim（比姆必胜）”——借力于蓝色与反种姓运动以及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尔（Bhimrao Ambedkar）的联系。安贝德卡尔是主持起草印度宪法的标志性达利特领袖。
政府对旺楚克的处置激起了更多义愤。CJP此前已号召于7月20日向印度议会和平游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登上开往德里的大巴和火车。人们用WhatsApp群组进行协调，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列出了首次参加抗议者的注意事项。许多新来者睡在德里市中心的人行道上、一座提供食宿的锡克教谒师所里，或者就睡在抗议现场。
政府在德里市中心大部分地区实施了集会禁令和断网。成千上万的人照样游行。迎接他们的是路障、水炮，以及大批配备防暴装备、警棍（lathi）与催泪瓦斯的安全人员。他们向抗议者发起冲击，殴打他们，把他们拖过街道；许多女性抗议者的衣服被撕破。许多人被催泪瓦斯袭击，至少三名抗议者被霰弹枪击中。至少一名警察的警棍上钉着一枚钉子。这一切都被手机镜头记录下来，传到了网上。
超过110人受伤，警察暴力驱散了简塔尔·曼塔尔的抗议现场。但随着政府暴行的画面震动全国，当天傍晚，人群又开始在简塔尔·曼塔尔聚集。这一次，加入年轻人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年长世代——父母、邻居、围观者，甚至一些长期对任何可能触怒政府的事保持沉默的名人。到午夜，绝食者曾身卧的舞台被重新搭起，抗议恢复了。
抗议至今仍在，而且规模比以前更大。在网上和现实世界中，愤怒和抗议还在继续蔓延。
十年前，我发表过一篇调查报道，揭露与RSS有关联的团体如何拐卖了31名来自印度东北部的部落女孩，以向她们灌输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在国土另一端的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她们被教导向印度教诸神而非自己的传统神灵祈祷，抛弃母语和习俗，仇恨穆斯林和基督徒，并为守护名节而自焚。我发现，数以千计的东北部部落儿童以免费教育为诱饵，被以类似方式与父母分离。
这些行径违反了印度多项法律和国际法，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命令和法律程序。这种模式令人想起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被称为“文化种族灭绝”的历史——由政府和基督教传教士开办寄宿学校，以“教化”原住民儿童。
我的调查为观察RSS的教育模式打开了一扇窗：BJP领导的政府一直在强力推行这一模式，以求同质化、控制和审查印度多元的教育实践。报道发表后不久，我面临两起刑事案件：一起是刑事诽谤，另一起是煽动族群仇恨。我遭到铺天盖地的网络辱骂、针对我和家人的威胁，还有一次未遂的泼酸袭击。这些案件至今仍在法院拖延。
那时距莫迪和BJP赢得全国政权已有两年。我们现在知道，那是莫迪政府镇压独立新闻业以及一切批评、抗议或异见的早期阶段的一部分。
2015年的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中，近50位作家和艺术家退还了政府颁发的奖项，以抗议日益加剧的族群仇恨和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他们遭到网上印度教右翼水军和主流媒体中政府附庸的恶毒诽谤。这场运动的起因，是德里附近达德里的一伙右翼印度教暴徒以吃牛肉为由，对一名穆斯林男子处以私刑。同年早些时候，理性主义知识分子戈文德·潘萨雷（Govind Pansare）和M·M·卡尔布尔吉（M M Kalburgi）被一个右翼印度教团体暗杀。
此后，还有许多人陆续遭到政府和印度教右翼的骚扰与迫害。2016年，大约在我的调查发表前后，被印度教右翼妖魔化为自由派和左翼思想巢穴的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遭遇了一场由虚假信息推动的、针对政治行动和自由表达的镇压。三名学生领袖因涉嫌喊出“反国家”口号而被捕。右翼镇压很快成为全国各大学的常态——包括海得拉巴大学：达利特学者罗希特·维穆拉（Rohith Vemula）在遭受印度教右翼活动分子和亲政府校方的恶劣对待后，绝望自尽。
这一切滋生出一种不敢对抗政府和印度教右翼的恐惧，并逐渐渗入印度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同样的事还有更多。因政府对2018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比马·科雷冈镇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反种姓活动人士冲突的调查，16位知名公民社会人士以恐怖主义罪名被捕。独立的司法鉴定分析表明，有人使用恶意软件在其中数人的电子设备上植入了作为罪证的材料。年迈的耶稣会神父、部落权利活动人士斯坦·斯瓦米（Stan Swamy）在未经审判的关押期间死于狱中，而法院一再拒绝他的医疗保释申请。
2019年8月，政府宣布即将废除宪法第370条，这意味着终结查谟和克什米尔——全国唯一穆斯林占多数的邦——的邦地位及其在印度共和国内的特殊地位。在克什米尔谷地，抗议遭到残酷镇压，互联网被切断超过一年半。此类断网从此变得无处不在：印度如今在全球民主国家中断网次数高居首位，仅2025年就实施了65次。
2019年12月，政府通过了《公民身份修正法》（CAA），首次将宗教标准引入印度公民身份法，为来自数个邻国的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放宽了入籍途径；而被认定2014年之后从这些国家来的穆斯林，则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这与拟在全国推行、旨在清查“非法移民”的全国公民登记册（NRC）一道，引发了印度穆斯林可能被官僚程序剥夺国籍的恐惧。大规模抗议遭到了如今人们已经熟悉的应对：网络水军和亲政府媒体——常被称为“godi media”（哈巴狗媒体）——对示威者的妖魔化。
在德里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附近的沙欣巴格街区，一场由女性主导的反CAA抗议自发扎根之后，警察和准军事部队袭击了该校校园里的学生。到2020年1月，类似的反CAA和NRC抗议已蔓延至首都和全国。抗议的终结，以及政府搁置NRC计划，是在2月底德里东北部发生的一场族群暴乱之后——这场暴乱由BJP领导人有据可查的仇恨言论煽动，警察或同流合污，或袖手旁观。50多人被杀，绝大多数是穆斯林。此前在JNU镇压中被捕过的乌马尔·哈立德（Umar Khalid）被指控煽动暴乱并遭逮捕。他至今以恐怖主义罪名在押，仍未经审判。
2020年底，数十万农民向德里进发，抗议新的农业法。他们被拦在首都边界，便沿公路扎起绵延数公里的营地，坚持了一年多，其间与警察时有冲突，还要顶住一场大规模的污名化运动。农民工会记录了700多名参与者的死亡。抗议一直持续到政府最终撤回这些法律。
这些故事和抗议，许多我都报道过。在当时的氛围下，每一场都是令人惊叹的反抗之举。对抗议的组织者和领袖而言，针对性的迫害与逮捕是随时可能降临的现实。对参与者，甚至对旁观者和只是履行职责的记者而言，国家暴力的阴影几乎无处不在——尽管有时，比如在农民抗议的人潮中，抗议者的数量本身就是一种庇护。抗议者的勇气有时会挑战全社会弥漫的恐惧感，但这种勇气从未真正扩散到社会的其他阶层。
这一次，随着CJP抗议的蔓延，风向变了——尤其是政府用它那套陈旧过时的手段，难以遏制Z世代的网络表达；而作为其主要武器之一的传统媒体，则被一个彻底绕开它们、对它们彻底失去信任的新世代弄得不知所措。CJP的抗议者继承了此前各场抗议运动的许多最佳策略和特质——包括跨越宗教、种姓和阶级的团结——又添上了那些运动从未企及的辛辣创造力和网络传播力。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正在一步步撼动莫迪政府靠恐惧维系的铁腕。
JNU博士生、AISA主席内哈·博拉（Neha Bora）是与旺楚克一同绝食的六人之一。“通常，在国家或警察镇压抗议者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沉默，”她告诉我，“当运动不再害怕镇压，人们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了。”
2021年，莫迪为抗议的农民造了一个词——andolanjeevi，“抗议寄生虫”。2019年，在CAA和NRC抗议之前，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把非法移民称为“白蚁”。两人都因这种去人性化的语言受到谴责，但都未承担任何后果。坎特关于“蟑螂”的言论看上去同样冷血——但这一次，年轻人把这句侮辱当作荣誉徽章戴了起来。
“虽然CJP起初只是一个讽刺平台，但它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博拉说，“积压已久的愤怒和挫败感终于爆发了。”
莫迪2014年上台时的承诺之一，是每年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数字从未实现，而已经出现的许多岗位——例如零工经济中的工作——都朝不保夕，条件和报酬恶劣。青年失业极为严重，而教育入学率的提高制造出更多毕业生，去追逐根本不存在的好工作。
印度毕业生中拥有固定带薪工作的不到7%。2014年至2022年间，印度中央政府72.2万个职位空缺吸引了超过2.2亿人次的申请。与此同时，全国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约40%的总财富，而精英阶层——包括许多政府部长——越来越多地选择绕开印度的大学，把子女送到海外留学。
“竞争性入学考试是印度学生跨入正规经济、获得就业的少数公平机会之一，”研究印度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家希普拉·尼加姆（Shipra Nigam）说，“企业职位往往要求阶级和种姓上的特权与人脉。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职位格外抢手，而通往这些职位的竞争性考试看起来是一个公平的赛场。”一旦试卷泄露，连这一点关于体面生活的微小承诺也化为乌有。
受影响的不仅是工人阶级学生，还有家庭收入跟不上通胀的中产阶级。备战竞争性考试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源，许多人一备就是数年。发展经济学家迪帕·辛哈（Dipa Sinha）说：“过去几年，印度家庭收入陷入停滞。家庭省吃俭用，供考生备考。泄题之后的取消和重考，让再来一轮备考变得难上加难。”
辛哈还说，“许多年轻人等不起他们梦想中的工作”，于是“最终回到农业、零工或类似的工作中去”。许多人正因自己的切身处境而对CJP的诉求感同身受。“他们对更好生活的全部憧憬都被堵死、被封死了。这就是他们的出口。”
但驱动CJP运动的不止这一种挫败。许多人指出，它与近来席卷南亚和世界的Z世代抗议浪潮颇为相似。2024年，孟加拉国的学生点燃了一场推翻谢赫·哈西娜专制政府的起义。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尼泊尔相继爆发抗议——尼泊尔的整个旧政治秩序在2025年被一扫而空——马尔代夫、马达加斯加等地又接踵而至。这些运动共有的不满指向不平等与腐败、公共问责与政府的有罪不罚，以及民主权利的侵蚀。CJP的抗议正是被类似的焦虑推向高涨。
年长世代也怀有类似的不满，但Z世代的抗议者——包括CJP——找到了表达和放大这些不满的新方式，主要是在社交媒体上。作为印度第一代数字原住民，他们在后真相体制下长大，长期暴露于臭名昭著的BJP“IT小组”——该党的社交媒体部门——的运作之下。他们明白，在叙事之战中，情绪的分量至少不亚于事实；梗图和幽默在网上传播最快；而这些恰恰可以成为对抗宣传的最佳工具。
与此前的抗议运动一样，围绕CJP的亲政府宣传铺天盖地。电视主播和BJP的网络大军搬出他们惯用的指控来抹黑抗议者——反对党阴谋、看不见的外国黑手、国家安全威胁——但没有一样能阻挡CJP的势头。在经历了这些势力多年的公然造假之后，运动中的年轻参与者已学会对其视而不见。虽然电视在年长人群中影响力依然巨大，或许仍是BJP触达其基本盘的最有力媒介，但Z世代的话语已几乎完全转移到线上，并发展出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词汇和惯例。
CJP甚至正在打入BJP的部分基本盘。博拉的家庭就是一个例子。她说，家人支持执政党，仍然相信主流电视新闻和以传播假消息闻名的WhatsApp转发内容。他们不喜欢她做学生活动人士，时常重复针对JNU的宣传。他们也曾劝阻她绝食。但7月19日，绝食第22天，极度虚弱的博拉打盹醒来，发现母亲正在为她按摩双腿。母亲从他们位于北方邦的老家巴雷利赶来。“我没想到她会来，”博拉说。母亲在德里过了一夜，7月20日下午返回家中。“多年来，她一直相信国家的说法：抗议者是恐怖分子，警察非常仁慈，”博拉说，“我真希望她能看看后来发生的那种警察暴行。”
那天，博拉和两位绝食同伴终于结束了绝食。她没有料到会有那么多抗议者站出来支持CJP。“这清楚地表明，愤怒针对的不只是达尔门德拉·普拉丹，而是对青年和就业问题旷日持久的漠视。”
7月24日，莫迪终于向抗议者发声。在他有史以来第一条Instagram自拍视频中，他言辞磕绊、构图别扭，承诺出台新立法、严厉行动和特别快审法庭来惩治肇事者。对于要求普拉丹辞职的诉求，他只字未提。
几分钟内，大量短视频涌现，称这条视频“尬”（cringe），叫莫迪“Unc Pro Max”——“unc”是Z世代俚语，“uncle”（大叔）的缩写。年轻人说，他的承诺是敷衍的姿态，他们的关切几乎没有得到回应。他们还给总理免费奉上了取景角度和撰写更好脚本的教程。
一个病毒式传播的社交媒体潮流呼吁进行“验脊梁”（spine checks），看看哪些公众人物有骨气发声，并鼓励人们取关那些没有骨气的。最近几天，更多名人站出来表达对学生和抗议者的支持。
在警察拘留中拍摄的自拍和警察局里的舞蹈短视频仍在流传。在比哈尔邦，抗议者嘲笑警察连驱散他们的催泪弹都没有。被水炮击中时，他们回以一场“求雨舞”。在全国各地，躲避警棍冲锋如今被称作“《地铁跑酷》抗议版”（Subway Surfers Protest Edition），戏仿那款流行的跑酷游戏。抗议者们互相分享自己的“得分”，嘲笑警察糟糕的体能。还有自卫教程和为参加抗议做准备的GRWM（Get Ready With Me，和我一起准备）短视频。在政府部署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工具追踪抗议者之后，又出现了演示如何用化妆迷惑这类技术的新视频。
抗议被称为派对，抗议者办起了开放麦、才艺表演、即兴演奏和舞会。一批新的抗议歌曲正在走红。许多人提倡用“抗议约会”取代交友软件，来寻找世界观合拍的伴侣。
支持者通过外卖应用给抗议者送去食物和其他物资。农民抗议期间，媒体曾攻击农民吃披萨是所谓的堕落之举。Z世代抗议者则拍起“我一天吃什么”的短视频，展示汉堡、披萨、momo饺子、面条和蛋白棒。他们还展示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人们如何为他们输送物资，对“外国干涉”的指控不为所动。
政客和政党的拥趸——无论是散布阴谋论，还是要求运动保持意识形态纯洁——都被贴上了“公园大叔大妈”（park-wale uncle and aunty）的标签：就是印度街区公园里无处不在的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叔大妈。有人号召给电视机上“儿童锁”，不让父母收看那些丧失公信的新闻；新闻频道则因其粗制滥造的剪辑或AI生成的片段而备受嘲弄。
从前的抗议者通过备忘录和请愿书提出诉求，如今诉求通过梗图和短视频传递。而这些诉求早已超出考试改革或普拉丹辞职的范围——后者最终在莫迪向抗议者发声的次日成为现实。“责任”和“问责”成了高频词。有人喊出要莫迪本人下台，这标志着对整个政府的不满。
在7月20日镇压之后被重新夺回的简塔尔·曼塔尔抗议现场，已变成一个抵抗、团结与相互理解的文化空间。这里有艺术作品、音乐，还有兰加尔义餐（langar sewa）——为抗议者提供饮食和照护的社区服务。这里的许多景象呼应着此前抗议运动的精华：社区厨房和兰加尔义餐曾是农民抗议的重要部分，沙欣巴格的抗议现场则一度宛如街头艺术画廊。另一个呼应是，参与者公开批评BJP与阿达尼集团、信实工业等大资本财团的勾连，并对“哈巴狗媒体”直言开炮。有人呼吁与农民和工人团结，还有关于种姓和阶级问题的讨论。
还有其他的团结。人们对曼尼普尔——这个因政府的漠视而任由族群暴力延烧三年的东北部邦——抱以共情，对克什米尔也是如此。女性和酷儿群体发布短视频，讲述抗议现场如何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不同信仰和背景的人们前来现场，表达团结、支持与关切。
还有对外卖平台零工的团结，他们中许多人同时也是半工半读的学生。“零工体现了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所面对的社会保障和体面工作的匮乏，”零工工人协会组织书记尼泰什·库马尔·达斯（Nitesh Kumar Das）告诉我，“通过这些抗议，人们正在讨论如何确保年轻人不仅有进入工作的通道，而且能获得可持续、有保障、有尊严的工作。”
简塔尔·曼塔尔的一面“耻辱墙”记录着警察暴行。周围的墙上涂满涂鸦。一面墙上写着：“一场大规模抗议，只因一个巨婴听不懂暗示。”另一面墙要求取缔RSS，喊出安贝德卡尔主义的口号“Jai Bhim”，并宣告“Jal jangal zameen and jobs hamari hain”——在印度饱受围困的部落社区长期主张的水、森林和土地之外，把工作也纳入人民的所有。
还有“莫迪是个戏精（diva）”的标语，以及“Jab jab Modi darta hai, Hindu-Muslim karta hai”——莫迪每次害怕，就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斗。普拉吉娅·高塔姆在抗议现场结识了另外三名来自普拉亚格拉杰的年轻女性，如今在那里做志愿者，协调物资。母亲通过视频通话与她保持着联系。“她起初很生我的气，”她说，“但答应只要我回去，就让我明年再考一次NEET。”她打算回家——“但要等莫迪辞职之后。”
译者注
[1] 译者注：“达利特”是印度种姓制度中最底层的群体，在印度有接近两亿人口，至今仍遭受普遍及严重的歧视待遇。
[2] 译者注：指2026年伊朗战争及能源危机导致的印度外汇储备问题。原文中，中东表述为「西亚」。
内哈·迪克西特（Neha Dixit）是独立记者、作家，书写南亚政治与社会正义的交汇。
本文英文原版首次发表于《Himal Southasian》。本中文译本首次发表于Left Renewal 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