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短短几分钟之内，尼泊尔与中国之间的边境口岸——尼泊尔一侧的热索瓦加迪（Rasuwagadhi）与中国一侧的吉隆——被一场由冰川崩塌引发的山洪摧毁。边境两侧的村庄、桥梁和道路均被冲毁。
数百人遇难，失踪者更多，其中包括游客和朝圣者。由于重灾区难以抵达，完整的伤亡数字需要数日后才能知晓。就西藏而言，鉴于中国一贯严酷的信息管控，真实的死亡人数或许永远无从得知。
本已贫困的尼泊尔在救援工作结束后，将面临严峻的重建挑战。这是对现政府的第一次真正考验：今年3月，一场成功的Z世代革命横扫了传统政党，该政府随之上台执政。
总理巴伦·沙阿（Balen Shah）领导的政府一直力图避免依赖中国或印度这两个大邻国中的任何一方，也避免陷入两国的竞争之中。它以平等的姿态与新德里、北京和华盛顿打交道，从而彰显了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
尼泊尔的邻居是西藏（图博）——一个曾经自治的地区，中国于1950年至1951年间以武力将其接管，此后一直对其实施管辖。这一事实使得这一边境地区的洪灾更难防范。
军事化的边疆
尽管尼泊尔与北京关系友好，尼泊尔政府也承诺奉行“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任何支持藏人的活动，但中国对西藏的严密管控仍带来了种种复杂问题。
该地区是作为一个军事化边疆来治理的。出入须凭许可证和审批，该地区处于武警和军队的严密监视之下，外来者——外国记者、独立研究人员，有时甚至是外交官——通常被拒之门外。西藏是一个信息黑洞。
北京的焦虑延伸到了边境另一侧：尼泊尔收容着一万多名藏族难民，长期以来一直是逃离西藏的主要通道。中国向尼泊尔施压，要求其管控藏人的维权活动、封锁通道，并将边境管理纳入一种安全伙伴关系之中，以此将青藏高原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
来自青藏高原的冰川与水文数据——通常正是预测洪水所需的信息——同样被中国视为具有战略敏感性，并受到严格控制。尼泊尔没有任何机制可以从中方实时获取冰川湖和河流数据，尼泊尔官员有时甚至更进一步，指责北京隐瞒这些数据。
当尼泊尔—西藏边境地区发生灾害，需要救援人员迅速跨境，或需要将预警从上游湖泊传递至下游时，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为管控而非速度而建立的体系。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此次冰川崩塌发生在边境的尼泊尔一侧，靠近朗当里隆峰（Langtang Lirung）。但无论洪水始于何处，都没有任何预警传达到洪水途经之地的民众。
尼泊尔热索瓦县（Rasuwa）的官员表示，他们对洪水的到来“毫不知情”。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冰崩洪水来势之快，可能几乎没有留下预警的余地。尼泊尔自己设在上游的监测站还没来得及发出警报就已被冲毁。
但正如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所论证的，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更具结构性的问题。这一边境地区不存在一个常设的、具有强制性的系统来实时传递预警。能够承载此类预警的大量数据，都位于一个中国首先从国家安全角度加以治理的地区之内。
例如，2016年西藏一座湖泊溃决，洪水涌入尼泊尔的博特科西河（Bhote Koshi），当时同样没有任何预警。尼泊尔水文官员事后表示，多年来中国一直未能分享其境内冰川湖的“关键”数据。
两国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合作，但合作薄弱且被动。中国和尼泊尔仅联合监测一座危险的跨境冰川湖——次仁玛错。这一体系针对的是缓慢形成的湖泊，而非无人监测的山谷中突发的冰崩。
在这一边疆地区，信息只能在安全所允许的范围内流动。但正如此次灾难可能表明的那样，尼泊尔面临的危险不仅来自外部。尼泊尔自身的鲁莽开发——将道路、水坝和定居点推进到脆弱的山谷之中——加上官员腐败，以及自身几乎不具备预警能力，加重了每一次洪灾的伤亡。
世界各地的边境地区——包括印度的喜马拉雅边疆在内——往往首先被当作安全区域来治理，灾害应对也往往因此受损。2025年，克什米尔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暂停了《印度河水条约》，并切断了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水文数据。数月后季风洪水来袭，伊斯兰堡称条约的暂停加剧了灾情。
气候变化正在把青藏高原变成一个连锁危险源，威胁着下游的所有人，从尼泊尔到印度和孟加拉国概莫能外。应对这一问题，意味着要将喜马拉雅地区视为一个共享的生态空间——一个接触地带，而非冲突地带。
加强跨境数据共享和预警系统，将降低地震、山体滑坡和洪水的致命性。对尼泊尔政府而言，这才是战略自主真正受到考验之处——不在于在北京与德里之间作出选择，而在于坚持尼泊尔人民的安全不能沦为另一个国家安全焦虑的人质。
洪水、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还会一再发生。问题在于，该地区各国能否在合作上有所改进，并将人民的安危置于边境安全之上。
迪比耶什·阿南德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兼副校长（负责全球交流与就业能力事务）。他著有《地缘政治异域：西方想象中的西藏》（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和《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恐惧政治》（Hindu Nationalism in India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并与他人合编《当代殖民性：库尔德人与克什米尔人》（Contemporary Colonialities: Kurds and Kashmiris）。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后殖民国际政治的论著，涉及西藏与中国、中印边界争端、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身份政治等议题。
译者注：本文将”Tibet”译为中文中惯用的「西藏」，以便中文读者找到并理解这篇文章，但同时承认「图博」这一在藏人社群内更具代表性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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