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伊利亚·布德莱茨基斯（Ilya Budraitskis）与伊利亚·马特维耶夫（Ilya Matveev）的新著《俄罗斯的新帝国主义：资本与意识形态》（Russia’s New Imperialism: Capital and Ideology）一书的导言。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场毫无缘由的侵略行径，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悲剧，也要求乌克兰的保卫者做出难以言表的牺牲。这场入侵曾经是——而且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俄罗斯最初的计划建立在颇为荒诞的假设之上。克里姆林宫预期战争将在十天内结束，甚至没有考虑任何替代方案（Zabrodskyi et al. 2022）。俄军士兵随身携带了礼服，为即将在基辅赫雷夏蒂克大街举行的阅兵做准备（TSN.ua 2022）。许多人乘坐没有装甲的卡车，只有一层薄薄的帆布来抵御乌克兰的地面与空中伏击（Vasilyev 2022）。入侵的第二天，普京直接向乌克兰军队喊话，呼吁他们推翻本国的文职领导层（TASS 2022e）。乌克兰高级军事指挥官所收到的、敦促其投降的信息证实，他的呼吁是认真的，而不仅仅是修辞上的姿态（Zabrodskyi et al. 2022）。总而言之，克里姆林宫显然充分相信，一次迅速而单一的武力展示就足以击败并征服乌克兰——这个在领土和人口上都属于欧洲最大国家之一的国度。
但入侵决定背后的谜团，比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及乌克兰人的种种妄想更为深刻。即便普京成功地在乌克兰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把它变成又一个白俄罗斯，俄罗斯又能得到什么，也并不清楚。与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上的联系仍将被切断，从而限制俄罗斯的发展潜力。俄罗斯仍将发现自己身处一场新冷战之中，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地位远比苏联时期虚弱。何必要与一个GDP大出自己二十倍的集团挑起一场多维度的冲突？
克里姆林宫这一误判之离奇，还因如下事实而更显突出：自2014年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的侵略以来，一种适得其反的后果模式便已显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暗中参与顿巴斯战争，早已使许多乌克兰人转而反对俄罗斯，然而普京却仍不知怎地相信，只要除掉他们的领导层——用他的话说，是”一群瘾君子和新纳粹”（TASS 2022e）——他们就会回心转意。[1] 此外，俄罗斯自2014年以来的侵略行为，早已导致北约东翼的加强（而非像普京声称的，北约东翼的加强导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使得2022年入侵的战略后果——例如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完全可以预见。换言之，克里姆林宫应对其失败战略的方式，就是在这条路上加倍下注。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为俄罗斯的对外侵略提供语境并加以解释。我们认为它当得起”帝国主义”一词，而我们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在权力高度不对称分布的条件下，国际关系中一种系统性的胁迫政策。对较弱国家的胁迫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例如，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对乌克兰的胁迫行动包括：2004—5年对选举的干预；切断天然气供应并操纵天然气价格；通过贿赂和收购经济资产以在该国获得政治立足点；与乌克兰2013年试图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有关的贸易限制；吞并克里米亚；煽动并协调顿巴斯的分离主义暴动；情报行动与”积极措施”；以及最终于2022年对该国发动全面入侵。[2] 这套胁迫手法中的种种要素，也可见于俄罗斯与其他后苏联国家——包括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交往之中。[3]
自列宁的开创性分析（Lenin 1963）以来，帝国主义在批判性学术研究中常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或时期（见 Saccarelli and Varadarajan 2015）。然而，尽管列宁有一句名言把帝国主义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也承认在他自己的时代存在着多种帝国主义。例如，1916年他把俄国帝国主义描述为比西方帝国主义”更为粗野、更具中世纪色彩、经济上更落后、军事上更官僚”（Lenin 1964b, 359）。类似地，托洛茨基以俄国为例提出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规律”，据此，处于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单一的国际体系内并存并相互作用，这也影响着它们的帝国主义政策（Trotsky 2008；亦见 Rosenberg 2013）。列宁和托洛茨基都表明，我们必须预期在同一时期内会有不同形态的帝国主义并存，这否定了帝国主义存在单一”本质”的观念。此外，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主观维度有其自身的逻辑与因果关系，进一步使帝国主义的种类与实践多样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就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主义而言，意识形态上的整合尤为重要。
左翼刊物《Salvage》于2022年4月22日、即入侵开始两个月后发表的一篇富有洞见的社论声称：”左翼大多嘲笑美国关于俄罗斯即将发动进攻的坚持，因此现在有必要重新评估当代帝国主义行为者的多样性”（Salvage Editorial Collective 2022）。然而，该社论接着又把俄罗斯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镜像。在本书中，我们打算揭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它的全球影响。
列宁还是熊彼特？
20世纪1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弗拉基米尔·列宁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瑟夫·熊彼特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争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中，列宁接过约翰·霍布森的论点，声称帝国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垄断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即为过剩资本寻找有利可图之出路的需要）的必然副产品。在列宁看来，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的现代现象。而且，他把霍布森的立场激进化，宣称资本主义是不可改良的，因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一篇题为《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1919）的长文中，熊彼特回应了列宁和其他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重申了自由主义思想所特有的”温和商业”（doux commerce）论题（见 Hirschman 1982）。他声称，帝国主义并非从资本主义发展中有机地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把社会能量导向工业而非战争，因此”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世界……不可能为帝国主义冲动提供肥沃的土壤”（Schumpeter 1966, 69）。按照熊彼特的说法，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残余的返祖产物而存续。[4]
列宁和熊彼特在各自的理论中都留有一定余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列宁承认专制主义国家遗产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俄国的情形中。另一方面，熊彼特承认，帝国主义——尽管对”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而言是异质的——允许国家利益与资本家利益之间形成一种互利关系。事实上，在他对帝国主义之下资本主义垄断的分析中，他极其接近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论点（Schumpeter 1966, 79–83；亦见 Milanovic 2018）。然而，就其核心而言，列宁与熊彼特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的看法，仍然是截然对立的。
把列宁与熊彼特并置对照，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代俄罗斯帝国主义。俄罗斯的帝国主义倾向，是其后苏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吗？抑或恰恰相反，它们是苏联与帝俄往昔留下的丑陋遗产，是一个如今正因俄罗斯后苏联资本主义发展之孱弱而显现出来的幽灵？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我们考察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包括经济和军事统计数据、普京的讲话、边缘的帝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著述、民意调查，以及对普通俄罗斯人的访谈。我们也把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理论的进路结合起来。答案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列宁的论题在解释帝国主义于后苏联俄罗斯的重现方面，无疑颇有说服力。2000年代，俄罗斯经济出现了过度积累危机的迹象。对俄罗斯投资而言，后苏联国家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出路，因为它们提供了在俄罗斯公司控制下重建苏联时代供应链的可能性。它们对俄罗斯的管理者来说也是熟悉的领域，并蕴藏着强劲市场增长的潜力。的确，经济扩张的必然要求迫使俄罗斯国家在其”近邻”地区更为强硬。克里姆林宫把经济手段、政治干预和情报行动形式的胁迫，视为推进俄罗斯企业（其中许多为国有）利益的一种方式。即便是有限的军事干预，也可以与这些经济目标相一致，正如俄罗斯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战争那样——这场战争尤其破坏了格鲁吉亚对绕开俄罗斯的纳布科天然气管道的参与。
然而，列宁式的解释也有明显的局限。它们与俄罗斯经济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特定位置有关。自21世纪初复兴以来，俄罗斯资本在全球资本主义网络中占据一个中间位置。虽然它有影响力，并且在某些情形下——如在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占据支配地位，但它同时也依赖于西方资本主义中心。俄罗斯充当全球化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区域节点。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利用切断天然气来迫使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交出其天然气基础设施时，该公司的西方组合投资者（如贝莱德〔BlackRock〕）与包括俄罗斯国家在内的俄方股东同样从中获益。与此同时，像Gazprom这样的公司在西方收购资产，其所有者和管理者在伦敦购置豪宅，并把子女送进那里的精英私立学校。这种权力与依赖的结合，被”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这一概念所把握——该概念最初由巴西经济学家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提出，用以指认巴西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Marini 1972）。它所指向的，与其说是列宁所言的以民族为基础的诸资本之间的零和冲突，不如说是资本主义诸形态之间的一种等级秩序。
俄罗斯的次帝国主义地位意味着，仅凭经济因素无法解释（事实上还与之相悖）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出现的与西方的急剧决裂。摆脱其次帝国主义地位、与西方展开全面对抗的冲动，只可能来自别处，而非来自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那么，作为替代的熊彼特式解释又如何呢？
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执念，无疑带有更古老的帝国话语的印记，揭示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某种连续性（Perekhoda 2024）。在2021年、即入侵前几个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普京把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描述为被俄罗斯地缘政治敌人的敌意所分裂的”一个民族”（Putin 2021）。把乌克兰认同描绘为外国情报机构的捏造，事实上正是20世纪初帝俄对乌政策的标志之一。历史的神话与执念似乎在不断重演。
但问题依然存在：这种特定形式的帝国民族主义，是如何对包括普京本人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中一个有影响力的部分产生如此强大的支配力的？这里还浮现出另一个谜题。如果过去以帝国意识形态的形式在当下显现出来，那么它的自大狂与狂热，又是如何取代了俄罗斯后苏联精英所特有的极端犬儒主义的？毕竟，长期以来分析普京俄罗斯的主导框架一直围绕腐败与盗贼统治（kleptocracy）的概念展开（Dawisha 2014）。然而，从吞并克里米亚开始的这一连串事件，并不契合把克里姆林宫理解为狭隘的盗贼统治、或只关心经济事务的看法。观念的世界是如何对俄罗斯政权变得如此重要的？
我们在本书中论证，意识形态化并非简单地取代了犬儒主义。毋宁说，克里姆林宫新的帝国意识形态恰恰植根于把其犬儒的世界观推向极致。普京作为政治人物的成长岁月，恰逢一个意识形态被普遍贬低、”理想”被当作笑话的时期。在这个冒险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是狗咬狗的丛林。随着时间推移，普京和他的一小撮亲信开始把俄罗斯原始积累的经验投射到世界舞台上。经历了1990年代的”食人鱼资本主义”（piranha capitalism）（Markus 2015）之后，他们开始把国际关系框定为一场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在其中唯有迅速的武力展示才能防止一个行为者被另一个碾碎。虚张声势意味着软弱，而软弱意味着死亡。这种世界观又因阿拉伯之春、前苏联国家的颜色革命、俄罗斯自身2011—12年的反对派抗议以及乌克兰的迈丹起义而被激进化。克里姆林宫拒绝考虑这些可能是真正的人民斗争，而把所有这些动员都解读为西方对付其对手（包括俄罗斯）的武器。循此逻辑，克里姆林宫把政治政权的存续与国家本身的安全利益混为一谈。
其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全面的犬儒主义获得了一套由帝国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和阴谋论构成的思想支架。这些意识形态套路被用作政府宣传的一部分，但是——用国际关系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称的”反噬”（blowback）现象来说（Snyder 1991, 41–42）——普京和他的亲信们自己也开始相信它们。这产生了做出诸如吞并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暗中卷入顿巴斯战争这般大胆举动所必需的意识形态整合。2014年的事件把俄罗斯置于一条全新的轨道上，最终导致了2022年的入侵、与西方的经济脱钩，以及一场多方面的内部转型。在2014年和2022年这两个转折点上，意识形态因素都起了决定性作用。实际上，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熊彼特式的解释，但其中某些要素确有其真实之处：自2014年以来的俄罗斯帝国主义一直适得其反、在很大程度上非理性，并植根于帝国的历史神话。但正是现代的原始积累经验，以及阿拉伯之春等晚近事件，使普京政权得以完成意识形态整合。
诸国之中的俄罗斯
当然，还存在第三种可能的解释，它既非列宁式的，也非熊彼特式的，而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是其最（臭）名昭著的倡导者（Mearsheimer 2014, 2022）。按照这种观点，俄罗斯的扩张主义并非内部发展（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的产物，而是对外部压力的回应——一种完全可以预见、并不取决于国内因素的反应。巧合的是，这也正是普京本人的观点。在接受塔克·卡尔森采访时，他把1991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描述为”压力、压力、压力”（Putin 2024a）。该如何看待这一论点呢？
不可否认，俄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全然由俄罗斯一手造成。例如，2002年，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迫使俄罗斯为维持核平衡而发展能够突破导弹防御的新式武器（Acton 2021）。美国退约产生了深远的战略后果；不仅如此，它恰逢俄美关系走近的一段时期。2019年，军备控制与不扩散中心（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的布莱斯·法拉博（Bryce Farabaugh）与德弗里克·霍姆斯（Deverrick Holmes）表示：”事后看来，17年前对该条约的放弃，可被视为军备控制体系、以及我们今日所见的美俄关系持续瓦解的开场炮”（Farabaugh and Holmes 2019）。
然而，在战略稳定领域，一如在其他领域，美国对俄罗斯的总体政策很难被描述为”压力、压力、压力”。美国与普京的俄罗斯确实成功谈成了两项核条约：《战略进攻性武器裁减条约》（2003）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1）。此外，美国还取消了欧洲导弹防御计划中、在理论上可能通过削弱俄罗斯进攻性打击能力而破坏核平衡的那一部分（Herszenhorn and Gordon 2013）。实际上，美国——以及俄罗斯，直到某个时刻为止——都证明了自己有谈判与让步的能力。
北约东扩这个被诅咒的问题，让形形色色的作者挥洒了如此之多的笔墨，以至于那片墨迹从太空都能看见；对它的考察同样不应诉诸过分简单化的叙事。诚然，任何俄罗斯政府、而不仅仅是普京政府，都很难对北约扩张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俄罗斯自身加入北约的机会一向近乎为零。尽管如此，公开声明和地面上的实际进展二者都需加以考虑。就公开声明而言，直到2014年4月、即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才宣布俄罗斯为对手。至于地面上的进展，直到2017年，北约才向其新的东部成员国永久部署军队——同样，这也是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之后。而且，新增军队仅为4500人。甚至在北约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稳步从欧洲撤军，欧洲各国军队亦在缩减。自俄罗斯于2000年代末启动其重整军备计划以来，尽管有北约东扩，常规军事平衡实际上一直朝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改善（Boston et al. 2018）。直到2022年普京入侵乌克兰，这一趋势才发生逆转，但这很难归咎于北约。[5]
简言之，美俄关系的发展本身无法解释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政策。然而，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它们已成为一种特定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据此，西方对俄罗斯经久不衰的敌意，在美国（或”盎格鲁-撒克逊”）决意利用乌克兰作为破城槌来击垮并肢解俄罗斯之中重新浮现。用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的精辟表述来说，”俄罗斯的神话并不只是一堆谎言和欺骗。神话是对实际事态的一种强有力的综合，只不过是带偏见的综合。普京的神话，一如所有神话，都有真实的成分，被包裹在任意的诠释和自我实现的预言之中”（Zubok 2023, 146）。俄罗斯帝国主义之谜的钥匙，尤其是2014年之后的，就在于神话的内在运作之中，尽管物质性的发展在与克里姆林宫的神话相互作用时，无疑也起着作用。
稳定与变化
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成因的有力分析中，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论及奥地利在1914年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的决定时写道：”此类决定可能具有一种存在层面的意义，因为它们承诺重新创造那个做出决定的实体，把它塑造成先前所不曾是的东西”（Clark 2012, 430）。同样地，普京在2022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的决定，重新造就了俄罗斯。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俄罗斯经济已全面转入战时状态：2024年的军费估计为1490亿美元，占GDP的7.1%（Liang et al. 2025）。出乎所有人意料，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脱钩被证明是可行的。虽然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崩溃了，但与中国、印度及其他大型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却激增（Darvas et al. 2024）。失业率是后苏联俄罗斯历史上最低的；事实上，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对工资形成了上行压力。与此同时，一切可以想见的异见表达如今都被定罪，政权的镇压机器以一种始终如一、单调划一的方式运转，为诸如撕毁宣传海报、或在被举报给警方的私人谈话中批评战争之类的”过错”处以罚款和监禁（Govorit NeMoskva 2023）。此外，俄罗斯的帝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还以一套极端保守的议程为支撑，其中包括全面禁止任何形式的性别肯定治疗，以及任何公开提及LGBTQ议题的行为（Knight 2023；Human Rights Watch 2023）。尽管并非全然新鲜，所有这些趋势都只是在2022年2月24日之后才修成正果。
俄罗斯的种种发展暗示着某种持久之物——不只是一场战时的紧急状态，而是一个新的政体、经济和社会的基础。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变化获得了自身的势头，最终可能变得不可逆转。寡头们越是适应于在迪拜而非伦敦过奢华生活、与亚洲而非欧洲做生意，他们就越没有动力去谋求扭转克里姆林宫的反西方政策。而且，尽管普通民众尚未完全内化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教育体系的全面变革来向新一代俄罗斯青年灌输这套意识形态的基础工作，正在铺设之中。数十万政治上最投入、最具反对派倾向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们对政权而言已不再是问题。而那些尚未离开的反对派成员，在政权庞大的镇压机器面前无能为力。
然而，不稳定的迹象潜伏于表面之下。经济饱受持续通胀之苦。只有与战争相关的部门在增长；民用产业则停滞或衰退。至少为战前三倍的军费开支，正给公共财政带来巨大压力。2023年6月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叛乱，也暴露出普京影子治理模式的脆弱：俄罗斯的国家体系远非一块完美的铁板，而是被公司的、地区的和个人的种种忠诚关系纵横交错地贯穿着。在强烈的政治或经济动荡条件下，裂缝必然会出现。我们不想对俄罗斯的未来加以揣测，但我们也不认为它是命中注定的。
帝国主义与俄罗斯公众
从2022年到2024年，公共社会学实验室（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一个包括本书作者之一在内的研究团体——收集了数百份对普通俄罗斯人的访谈，以重建俄罗斯社会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谈到俄罗斯的”新领土”——即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被占领地区——一位受访者指出：”我不是这些领土的公民，我不能把他们当作我的同胞——他们不是。他们不是我的亲人，不是我的血脉，他们不是我的人民”（Erpyleva and Kappinen 2024, 102）。另一位受访者在被问及征兵时回答：”那么他们〔顿巴斯’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会来这里，而我要去代替他们打仗？我不需要那样”（Erpyleva and Kappinen 2024, 102）。乌拉尔一个小镇的一位护士则说：”乌克兰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我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Erpyleva and Kappinen 2024, 103）。
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在帝国民族主义的激进化方面，克里姆林宫已远远走在俄罗斯社会大多数人的前面。普京2021年文章中所表达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的观念，在俄罗斯社会中仍不具有广泛的市场，而”新领土”——克里米亚除外——也不被大多数人视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当然，一贯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观点也是存在的。对一位受访者来说，这场战争无异于”清理我们那个叛乱的省份，它出于某种原因自以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2023）。然而，此类观点属于少数。大多数俄罗斯人对克里姆林宫的官方说辞抱以犬儒态度，并常把这场战争看作一场地缘政治冲突，认为交战双方谁也占不了道德高地。不过，这种逻辑并不排斥对战争的被动接受，许多人已渐渐把这场战争视为不可避免。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无论俄罗斯的动机如何都支持战争。一位受访者概括了这一立场：”站在另一边〔亲乌克兰〕是很怪的。嗯，因为你就在这一边啊，你的亲人是在这一边战死的”（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2023）。
在短期内，克里姆林宫接受了俄罗斯人的犬儒与被动。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在一开始就帮助普京收紧了对俄罗斯的控制。普京政权通过物质激励来治理，例如为参军者提供高额报酬、对异见者施以严厉惩罚。然而，从更长远看，克里姆林宫为俄罗斯所设的方案——正如它为乌克兰所设的方案一样——是深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普京如今把自己的使命看作沿保守和民族主义路线对俄罗斯人民的”再教育”——本质上，就是创造一个新社会。俄罗斯国家的庞大机器正被逐步重新定向，以实现这一目标。
俄罗斯国内对帝国主义的反对是存在的，其行动从涂写反战涂鸦到焚烧征兵办公室不等。然而迄今为止，国家在瓦解、孤立和粉碎它方面一直相当有效。有组织的反对派团体大多已转移到国外，并且全都深陷危机。人们只能希望，反对派的这场危机将是脱胎换骨式的，而不是它的“天鹅之歌”（译注：指某事终结前最后一幕）。
全球影响
复兴的俄罗斯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绘制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版图。随着2014年对乌克兰的首次进攻，克里姆林宫扭转了欧洲1989年后的去军事化进程。在多年下滑之后，北约欧洲成员国的军费从2014年的2350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3800亿美元，终于达到了美国长期以来所要求的占GDP 2%的目标（NATO 2024b）。同一时期，北约欧洲集团的军事人员数量从180万增长到200万。此外，德国于2024年同意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的远程非核导弹，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芬兰和波兰等其他欧洲国家也在计划获取或发展自己的纵深打击能力。将部署在德国的最先进的美国导弹系统——远程高超音速武器（Long-Range Hypersonic Weapon，LRHW）——射程超过三千公里，不仅能打到莫斯科，还能覆盖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部分地区（The Economist 2024）。北约还在开辟新的陆上走廊，以便在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时迅速把三十万军队调往其东翼（Barnes 2024）。总之，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新冷战正如火如荼。与1989年前的情形明显不同的是，俄罗斯及其盟友（即白俄罗斯、厄立特里亚、朝鲜，以及在阿萨德垮台之前的叙利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仅占全球GDP的3.5%，而苏联集团则占10.5%（Véron 2022）。此外，北约如今已兵临俄罗斯家门口——在芬兰、瑞典和波罗的海诸国。
然后就是中国问题。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一些观察者，把俄罗斯描述为中国的”附庸国”（Nakazawa 2023）。我们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由于俄罗斯的对外贸易选择如今受到严重限制，中国在某些谈判中——例如围绕”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Soldatkin 2023）——确实占据上风。然而，中俄之间的总体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而非控制与从属。对中国而言，它自身与西方的冲突也在暗暗酝酿，放任俄罗斯垮台就意味着要独自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与经济集团。仅凭这一点，对克里姆林宫某种最低限度的经济与外交支持就几乎是有保证的。与此同时，与俄罗斯走得太近——例如与之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则会加剧其自身与美国的冲突，而中国宁愿谨慎管控这一冲突，也不愿鲁莽升级。这些盘算决定了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一方面是密切的经济合作，以及习近平在俄罗斯2024年总统选举之后对普京表示支持；另一方面是部分遵守西方对俄制裁（尤其在金融领域），并避免任何军事同盟承诺。这里的大问题——本书并未论及——是中美之间爆发更广泛冲突、乃至军事升级的可能性有多大。诸如两个强大资本积累中心之间的冲突这样的结构性因素，是否使这一情景不可避免？抑或它的可能性取决于特定行为者的能动性？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给中美关系带来额外压力的、与能动性相关的因素。
除了改变世界大国的战略姿态之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还揭示了若干地缘经济真相。第一，西方的制裁——包括冻结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央行储备——表明了在一个现代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中，经济关系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武器化。第二，俄罗斯的回应表明，一个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事实上可以通过把贸易转向非西方国家、并进行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式经济动员，来挺过与西方的快速脱钩。这两个事实无疑已被其他主要的半外围经济体所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最近声称，”贸易与投资流动正沿着地缘政治的界线被重新导向”（Gopinath 2024）。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既直接、又通过向其他国家昭示何为可能，而促成了这一进程。
对乌克兰的进攻不仅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造成了浩劫与毁灭，还助长了军事化与国际体系”集团化”（blockification）的螺旋。当然，单凭克里姆林宫无法造就这样的结果——它是结构性因素与其他国家政府偶然决定二者的产物。尽管如此，俄罗斯对这一局面的贡献是实实在在、举足轻重的。相互竞争的诸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角逐，如今已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它既需要学术上的反思，也需要进步的、国际主义的运动做出实践上的回应。
我们的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
我们是以研究者和国际主义反战活动家的双重身份写作本书的。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现代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性质是什么？其驱动力何在？——固然与国际关系和俄罗斯研究中的学术争论有关。然而它们也是高度政治性的。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不仅源于它们在科学讨论中的位置，也源于它们与我们个人政治的相关性。正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投入于这些问题，我们才想通过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辨来推进我们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理解。我们无疑带有政治上的偏向，但我们力求把客观观察与主观判断区分开来，一如韦伯的箴言（Hammersley 2017）。在为本书做研究时，我们并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答案。理论和经验把我们引向何处，我们就去往何处。与此同时，我们相信，我们的政治使我们的学术判断更加敏锐。
在本书中，我们聚焦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发展。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无关紧要。毋宁说，我们对俄罗斯的聚焦，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理解——把它理解为一种有其自身国内成因的现象，而非如米尔斯海默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其他国家行为和国际体系变化的回应。与此同时，在讨论俄罗斯时，我们尤为注重纳入乌克兰方面的材料，因为我们相信它们为观察俄罗斯帝国主义提供了一种得天独厚的认识论视角。与我们进路中的其他要素一样，我们的目标是对所选主题达成更好的分析与理解。
借助从列宁到大卫·哈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首先勾勒后苏联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第一章考察2000年代复兴的俄罗斯资本向外扩张的倾向、普京政权下的国家—资本关系，以及新兴帝国主义冲动的经济根源。
注释
[1]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译文均为我们自译。
[2] 这些问题由大量资料所涵盖，并贯穿本书加以讨论。关于后苏联时期俄乌关系最全面的论述，见 D’Anieri 2019。
[3] 关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外交政策中胁迫要素的系统性讨论，见 Sagramoso 2020。
[4] 这呼应了韦伯的观念，即帝国主义反映了政治精英（封建领主、现代军官和官僚）所特有的、对”凌驾于其他共同体之上的权力荣耀”的追求（Weber 1978, 911）。与此同时，与熊彼特不同，韦伯并不赞同”温和商业”论题：他并未把资本主义发展与帝国主义扩张对立起来。
[5] 这一分析并非意在评论北约本身，而只是对北约对俄政策的一种刻画。例如，北约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防御性联盟”，鉴于其在前南斯拉夫各国、阿富汗和利比亚的进攻性军事行动，这一说法是可疑的。但北约1991年后的战略姿态对俄罗斯并不构成威胁。正如兰德公司关于北约欧洲战区的报告所指出的：”北约各国军队已重新调整装备，以专注于稳定行动、以及能够更便捷地部署到阿富汗等域外地区的更轻型部队。”换言之，北约的重心已从与俄罗斯的常规战争上移开。
译名对照表
- 伊利亚·布德莱茨基斯（Ilya Budraitskis）
- 伊利亚·马特维耶夫（Ilya Matveev）
- 鲁伊·毛罗·马里尼（Ruy Mauro Marini）
-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Zubok）
-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
- 布莱斯·法拉博（Bryce Farabaugh）
- 德弗里克·霍姆斯（Deverrick Holmes）
- 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
- 公共社会学实验室（Public Sociology Laboratory）
- 军备控制与不扩散中心（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 远程高超音速武器（Long-Range Hypersonic Weapon，LRHW）
- 次帝国主义（subimperialism）
- 温和商业（doux commerce）
- 反噬（blowback）
- 盗贼统治（kleptocracy）
- 食人鱼资本主义（piranha capitalism）
- 集团化（blockification）
伊利亚·马特维耶夫（Ilya Matveev）是一位专攻俄罗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学者。
伊利亚·布德莱茨基斯（Ilya Budraitskis）是一位专攻俄罗斯思想史与后苏联左翼的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最初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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