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到香港的历史时，我们往往会首先想到英治香港的历史，以及回归后的香港特区。但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却在二战期间存在一段明显的缺席：即1941年黑色圣诞节后的那“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沦陷，成为日本“占领地”的那段历史。
对于英国来说，这段丢脸的历史难以启齿；对于中国来说，香港又不是我们认知中抗战的“主战场”。但作为当时中英日三国汇聚冲突之地的香港，却能让我们得以窥见一套精密的叙事机器如何运转：它如何将侵略包装为解放，将占领美化为共荣，又将沉默或抵抗悄然分类。
当我们试图拼凑1942年日占香港的叙事图景时，目光最终落向一套近年新编的文献集。本文所引之《香港日报》旧文、实业杂志报道、学者论说，均出自港中大中文系鄺可怡教授编译的《跨越欧亚：香港报刊抗战文艺资料翻译与选辑（1937—1945）》（中华书局（香港），2024）。
这部成书于抗战胜利近八十年后的选辑，将散落于殖民档案、占领报刊与私人信札中的碎片，重新置于“大东亚共荣”话语的生成现场，让那些曾被战火掩埋和被胜利叙事简化的文本重新发声。
以下文字，便是从这摞跨越欧亚的档案中，缓缓展开的切片。
1/雨夜归港：从“业火”到“明证”
1942年6月15日，香港。
骤雨如注中，一艘隶属“皇军慰问团”的官船缓缓驶入九龙港。船上的乘客冈本矶太郎，是长期在华南为日军供货的商人，时任“广东协同总社长”。
他并非初访这座城市，但这是香港沦陷、被划入“大日本帝国皇土”之后，他首次重返。若要读懂他此刻的心境，须将时光倒回五年前，回到那场令他至今忆起仍“悲痛万分”的仓皇撤退。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日全面开战。华南两百余名日侨被迫舍弃多年经营的产业与资产，含泪登上撤离船“唐山丸”，在珠江下游漂泊一夜后辗转抵港。冈本清晰记得自己踏上香港街头的模样：头缠绷带，上衣汗透，短裤皱褶凌乱，三十九度高烧灼烧着躯体，狼狈至“连眼泪也流不出来”。更令他刻骨铭心的，是街市上中国人驻足回望的眼神：在他眼中，“哪一个都仿佛含着侮蔑与冷笑”。
然而，他在回忆中写道，自己“无法憎恨”当地华人；真正令他咬牙切齿的，是英美人。当他目睹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一袭白衣潇洒，挽着身着薄衫的女子“风姿飒爽地阔步”而过时，一股怒火自胸腔骤然升腾。那种“突然发热的感觉”，多年后仍令他记忆犹新。“等着瞧！”他在心底暗誓。他将这些西方人称为“碧眼的魔法师”，坦言长年居粤，深知其手段“应被唾弃”；而那一刻，他对他们的憎恶“从未如此高涨”。
狼狈是西方所致，屈辱亦由西方酿成；连那些华人“冷笑”的眼神，最终也被他归咎于西方对这座城市的殖民统治。于是，被殖民的港人，从一个冷眼旁观他狼狈的“他者”，悄然转化为与他共担屈辱的“同胞”。当然，前提是他们同样憎恨英美。
五年后的这个雨夜，那个曾高烧不退、泪尽无声的男人，回来了。这一次，他入住日占港总督部特备的酒店，眺望重归“皇土”的香港夜景。雨霁云开，星芒微露，万家灯火“华丽重现眼前”。他潸然泪下，挥笔写道：
“啊，香港的灯火！直至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那曾是侵略、压榨、欺瞒、谋略、淫乐与罪恶交织的业火；如今，它已化作和平、友好、恩惠、解放、共荣与道义的明证，熠熠生辉。”
灯火映照的，不仅是城市的轮廓，更是冈本心中香港在“大东亚战争”里的象征坐标。
他进一步写道：过去百余年，香港是英国“压榨支那的吸盘”；如今，它已化为皇国“育成新中国的乳房”。同一座港口，同一套设施，昔日的“吸血鬼”摇身一变，成为哺育“早已受欧化与美国压迫所迷惑、备受苦难的西南支那民众”的母体。（注：此处及其他引文中的“支那”为日占时期历史文献原词，依原文保留）
在他朴素却笃定的“大东亚主义”视野中，日本理应充分利用这处天然良港与完备设施，将“皇道精神”自经济、文化至思想三个维度，全面“注入”华南。
这并非冈本一时兴起的情辞。早在1940年，他便曾在日本实业杂志上撰文礼赞日占广东的“繁荣”，篇名直指《新兴广东的盛况》。
作为“军御用达”——即为日军供货的商人团体头目——他的商业版图始终与军靴的履迹同步：占领区扩展至何处，他的市场便延伸至何处。
因此，当他谈论香港作为“西南支那的门户”如何“愈发繁荣兴盛”，强调此乃“当地皇民之职责”时，“繁荣”“亲善”“解放”等词对他而言绝非空洞口号：它们是生意，是一个军需供应商眼中亟待开拓的广阔市场。
冈本并非虚伪的投机者。他真心相信，日本是解放者，要将华南民众从西方的“迷惑”中彻底“解放”出来。
在这套自我确证的叙事中，五年前那些“冷笑”的眼神终于获得了安放：他们彼时不过是被英美蒙蔽；如今“大东亚”重临，他们终将认清谁才是“自己人”。
2/谁才是正统“东洋”？
那么，被“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另一个带着学者的冷静、而非商人的热泪的人。
同样在这批《香港日报》的旧文里，有一篇署名神田喜一郎的文章，题为《英国殖民地文化政策》。神田是台北帝国大学的教授，而到了1944年，他还多了一个“香港图书馆长”的头衔。日占政府接管香港大学的藏书之后，也接管了由华商冯平山捐建的那座图书馆，将它改名为“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立图书馆”，由神田出任馆长。
神田这篇文章，通篇都在批判英国。他说英国人用高楼与马路炫耀物质文明，使华人“瞻瞩目眩”；说英国的文化政策意在“化当地华人为英国殖民地人”，只教他们功利实用的英语，培养出“卑俗意义上的实业家”，而对真正的“精神文化”毫无浸润。他甚至搬出英国文学如何依赖希腊、拉丁、法国、意大利的跨文化渊源，反证英国治下的香港大学根本不懂文化的精髓。
这些批评确实不无道理。殖民地大学一般重技术而轻人文、以英语能力为核心，而漠视本地与中国文史。战后不少华人学者也作过类似的检讨。
但神田紧接着写道：香港今后将成为“大东亚的一大中心”，文化方面也须有“新文化的诞生”。这新文化是什么呢？是以儒教为主的“东洋伦理”与“高雅幽情的中国文学”，与“纯真切实的皇国精神文化协作握手”，从而“诞生真正雄大健全的东洋精神文化”。
神田要的是把中国文化抽离出它自己的历史脉络，编入一个以皇国为精神内核的所谓“东洋”框架。他赞美的是去政治化的、古典的、温顺的中国：儒教、汉诗、幽情。至于正投身于抗战的现代中国，则完全不在他的视野之内。中国文化在这套叙事里不是主体，而是一种正好填补日本帝国精神纵深的原料。
而最能暴露这套叙事本质的，大概不是神田的议论，而是另一篇文章里的一张“通行证”。
3/“亲善”的治外法权
这张“通行证”，属于一位名叫何瑞婷的老妇人。
何瑞婷是香港名门何东的妹妹，1892年嫁与实业家，育有三男一女，过着“无所不有的幸福生活”。但有一件事始终令她不快：英国色彩日浓的香港，正一点点失去“支那固有的色调”；新置的欧式家具虽好，却总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孩子们成年后受洗成了基督徒。一种说不清来由的压迫感，与日俱增。于是在1905年，她皈依了一位在湾仔传教的日本西本愿寺僧人，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
此后三十八年，她贴身珍藏着入教时所授的一纸信徒执照，从未给任何家人看过。
直到香港沦陷后的一个年末，她不顾近亲劝阻，回到自己薄扶林道的府邸，却发现日本兵已因“战略之便”占据了那里。士兵不许她进门，又因语言不通将她当作贼匪，举起了手枪与利剑。
那一刻，这位老妇人“以完全不像老妇人的勇敢态度”行了一礼，从手袋里取出那个锦袋，展开那张藏了三十八年的纸，递给士兵看。士兵读罢，神色骤然和缓，说道——“你是本愿寺的信徒啊，是日本这一边的呢。好，可以进来。”
枪口的合法性无人质疑。士兵占据她的房子、把她当贼，这些都不在话下；唯一被质疑、也唯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
文章为这篇报道所拟的标题，叫《活于信念》。
执照写道，本佛教“以劝人行善为本，以慈悲仁爱为心”，凡奉教者，“按照条约，应请政府援照现在各国行政一体妥为保护”。
所谓“按照条约……一体妥为保护”，正是治外法权的语言：信徒因入教而获得一个外国势力的“保护”，从而部分地脱离本地的管辖。而这套“教民—保护—条约”的结构，恰恰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在华建立起来的那套殖民装置。这里所提到的条约是1905年中日签署的《马关条约》，赋予了日本在华传教与领事裁判权。
于是一个尖锐的悖论浮现出来：大东亚主义高喊驱逐欧美、恢复亚洲的本真，但它赖以运作的法律技术，正是它声称要清除的那套西方殖民机制的复制品。外壳是亚洲的，骨架是殖民的。所谓“解放”，用的是殖民者留下的工具；所谓亲善，发的是治外法权的执照。
那么，那些不肯接受这份“解放”、不肯领取这张执照的人呢？
对他们，大东亚叙事就换了一副面孔。
4/“毒笔”与饥饿
还是这批旧文里，有一则“同盟通信社”发自广东的电讯。同盟通信社是日本的国家通讯社，曾自我定位为军国日本的宣传机关。
这则电讯报道的是远在大后方重庆的中国作家——巴金、田汉、茅盾、老舍、谢冰莹、邹韬奋。它称他们“沦为美英奴隶”，“挥舞欺瞒民众的毒笔”，又说如今他们苦于生计、思想动摇，主办的刊物越办越薄、调子越来越沉，“如往年般的激烈论调也销声匿迹”。
重庆作家的困苦，刊物变薄、生活窘迫、笔调沉郁，本都是这场侵略战争亲手造成的苦难，却被这则电讯反读成了“抗战路线破产”的证据。施暴者指着受害者身上自己打出的伤口，说：你看，他撑不住了。
文章援引巴金的一句感叹，大意是，精神固然高于物质，但作家也不能饿着肚子写作；把这句关于生计艰难的诚实牢骚，改写成“对抗战将来怀疑深切”的供词。
结语/奖赏、接管，与围剿
对已经归顺的人，叙事是供奉：把何瑞婷塑造成感人的信仰典范，奖赏她的顺从。
对可以收编的文化遗产，叙事是接管：由神田这样的学者出面，宣布何谓正统的东洋文化，并独占重新编排它的权力。
对不肯低头的人，叙事是围剿，把仍在坚持的作家描述成走投无路、自我怀疑、即将崩溃，瓦解他们的象征力量。而把这三者黏合起来的，是冈本那样的情感套路：先把帝国写成受害者，再让征服显得像回家、像解放。
奖赏顺民，接管遗产，围剿抵抗者。三条线，指向同一个工程：重新定义谁有资格代表“中国”与“东洋”。而答案，永远经由日本。
城市的灯还亮着，街上“连一只狗崽也没有”的安静，繁华一如往昔；这一切都被当作治理成功的证明。但灯亮着，不等于屋里的人是自由的；安静，也可能只是因为宵禁。冈本说香港的灯火从“业火”变成了“道义”，但那片灯火，一盏也没有更换。城市没有变，权力结构也没有变；城市只是换了个新主人罢了。
大东亚主义以“把你从旧的殖民、旧的迷惑中解放出来”为名，独占了重新命名一切的权力：重新命名什么是友好，什么是罪恶；谁是同胞，谁是敌人；哪一种文化值得发扬，哪一种声音应当销声匿迹。
它会真诚地相信自己是解放者，正如冈本真诚地落泪。它会把同一片灯火重新命名，然后请你抬头欣赏，并坚称那光从未如此明亮。
冈本说他“永远、永远凝视着美丽的香港之夜”。
读着这些旧文，我也在凝视。只是我不太确定，我们看见的，是不是同一片灯火。
葛云畅生于上海，成长于上海。现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主修政治学与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首发于裂隙 Fuite，一个由四位身处太平洋两岸的人文学科中国学生共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